第243章 百炼钢化绕指柔(下)
欧洲人的文化如此,对文明的认识也是如此。挖出了人类遗址,先要定义几个标志,有了就是出现文明,没有就不是。凭什么?还是以一种我比以强,我比以富,我说了算的自认救世主的潜意识。他们把接触到的国家分个类,这是文明国家,那是野蛮国家,几千年来没变过。
野蛮国家可以鄙视,野蛮人可以征服,还有连野蛮人都不算的,可以任意屠杀、贩卖、奴役,这是他们的传统。这样一种文化意识里,奴隶社会是当然,从上而下只能封建也是当然。与这种传统不一样的文明,就是他们眼里的另类,是所谓的野蛮国家。比如那只冰天雪地的大毛熊,沾上了蒙古人带来的大一统的传统,是个怪物。看起来再一样,那也不是跟他们一样的文明人。
以这样的眼光看世界,怎么可能被这个时代的人接受?此时的宋朝,汉人曾经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半壁江山,曾经被打得很狼狈,甚至曾经被统治过,但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,是文明之地。哪怕打不过的契丹、党项,除了一时另类的,上层纷纷主动汉化。杜中宵学的知识,是汉人国家两次被打掉,又被一大群国家轮番上来踩踏,不但是政权,而就连经济、文化都彻底被打服了之后,强行把自己的传统要么扔提,要么改掉,完全以一种新面目来教的。跟这个时代的人谈,当然会被当成怪物。
看王安石和韩绛两人有些迷惑的眼神,杜中宵笑道:“我们读书人,当然要读史,不读史就不知天下。数千年来,无非是三代,商周,和秦汉以降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?为什么这么分?当然就是从朝廷理天下分不分封来看。郡县制是大一统,但是吏有封建,就是完全的大一统。吏有封建有没有害处?两位一样,都是做过许多年官的,自然知道其中害处。你们有手段,能够管住治下吏人,那是你们本事,不能说就没有害处了。所以理政的核心,一切都从封建上来。怎么破除封建,而又能稳住天下。”
“刚才讲过,核心就在两个字,一个权字一个钱字。权现在好说,朝廷有办法。办实业,靠自己的产业赚钱。印钱,靠合理的货币制度赚钱。发债,靠债赚来的钱赚钱。再想一想,办法还有很多,并不只需要依靠钱粮税赋。为什么这样说?对于朝廷来说,开支越是依靠征税,就越是容易被左右。比如前几年变动数次的茶法。每一变,先要顾虑贩茶的商人,他们亏了本钱,以后没人贩茶怎么办?反而开山种茶的人,虽有官员提起,但真变茶法的时候,并不会考虑他们。所以朝廷支出,越是不依靠税赋,施政时就越不被势力人家所左右。这是根本,没有这一根本,很多事情就无法做了。有了这一根本,朝廷就收了天下财权。财权在手,施政就能从心所欲。把地方上的钱粮收到三司,利用税赋调节天下的财源,那只是跟天下的势力人家分财权,而没有真正掌控财权。”
前世常讲的做蛋糕分蛋糕,听起来很有道理,其实完全没道理。政权分什么蛋糕?得自己进去分一块蛋糕才能吃饱了,还能有多少调节的能力?人多了,不管是公司还是企业,还是学校机关,都知道自己办食堂,政权怎么就不知道了?自己有食堂,并不靠外面分一块吃。
“但税赋一定要有,免了不行。为什么?这就是财权。手握天下财权,要让天下人皆知,税赋就是让他们知道财权在哪里。让天下百姓知道,哪些是朝廷照顾的,哪些是朝廷压制的,哪些是放任的。”
韩绛道:“这不就是钱吗?说到底,钱与权还是一回事。”
王安石摇了摇头:“不,这是权,不是钱。税赋是朝廷用手中的权,收天下的钱,不一定是钱,也可以是粮食,是差役,迁移屯边,许许多多。汉武移大户实关中,终究还是权。”
杜中宵道:“不错,这是权,财权只是钱的一部分。有了财权,钱治理起来就不难了。这世间,钱终究是斗不过权的。所以没有权傍身,财主就终究是财主,而成不了权贵。有钱人贵不贵?他们当然也是贵人。终日究吃好的,喝好的,出行有车,居住有院,过得比普通百姓不知好多少。人生在世,俱是父母所生养,父母有的,终空自己的。换过一句说,谁不想娶妻生了,有个后人?有了后人传承香火,还想着自己有的子女也要有,有钱人当然想着子孙后代永远有钱。但只要没有权力傍身,随他们传去。子孙后代争气,无话可说,不争气,钱换不来权,为非作歹也保住富贵。所以破封建,首先要破势力人家的钱可以换来权,地方一定不能有要向势力人家求钱的时候。做到了这一点,其余就无大碍了。”
“朝廷治理地方,有官,有僚,有吏,有差。各有职责,分任其事。官僚朝廷所派,其间升迁任免可以转换。吏和差是地方的,吏分官权,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干的,吏有封建在所难免。他们是靠着自己一身本事做到那个位置,有其所专精,我称其为专业人员。差是跑腿办事的,真正做事的人,其实是这些当差的。吏要想专权,架空官员,必须能控制差役。如若不然,官员那里糊弄不了。所以当差的,应该是由地方轮差。最好不只是那些跑腿做杂事,能够人人认字,连一般抄写文书之类也用差役。轮差之法,其实就是用差监吏。吏要以权谋私,只能是害一些人,从而自己得好处。害了人,总有一天被害的人会来轮差办事,其奸私就难隐藏了。所以吏应雇募,凭本事吃饭,要让人家吃得饱穿得暖。役不能雇,纵然朝廷钱粮宽松,可以发些补助贴补,轮差的原则一定不能变。”
常说官僚主义,是个官府的人,都是官员。其实政权的治理人员有许多分工,官、僚、吏、役各自不同,有自己的权力范围,也有自己的职权,混在一起就说不清了。朝廷的掌控力增强,能管住官僚就非常不容易,任用流官,各有任期,回避制度,能够解决掉大部分问题。回避法严了,很多以权谋私的事情就无从谈起。如这个时代,必须在离家几百里外任官,治下不能有亲戚资产,不能在治下娶妻纳妾,诸如此类。就是要求官员与其所治理的地方,不能有利益纠葛。只要一有利益纠葛,就开了口子,这个口子会越来越大。针眼大的洞,都会进来斗大的风。
权力封建,已经用流官制、任期制和科举制,进行了很大限制。恩荫不是封建,而是对官员的一种赏赐,时机到了之后变现,也未尝不可。把财权收上来,制度上办法就多了。
说到这里,杜中宵笑着道:“我们是官员,想到这里还容易,我觉得挺轻松的。说到底,刚才讲的一些,无非是把天下的权收到朝廷手里,还要掌控天下财权,官员权力大了。权力大了之后怎么样?当然就是监察了吗。御史如谏,地方监司,不就是干这些事情的吗?不过,这样够不够?”
说到这里,杜中宵看了看王安石,喝了一杯酒。历史上王安石变法,台谏官员被反对派占据,最终他把台谏人事权收到宰相手里。这一改变意义极其重大,是后来宋朝大量出现权相的基础。
把杯子放下,杜中宵道:“刚才讲,秦虽二世而亡,而百代皆行秦政治。秦政治是自上而下,如果台谏只是如此,不还是秦政治吗?无非是朝廷以前没有,现在有了一根铁棍子,可以一插到底,有能力有手段管住天下的人。我们读书人除了读史,还要诸子百家无所不读。这就是另一件事,世间事一阴一阳冲抱合一而为道。朝廷用官治民,当然也要用民监官,互为表里才能圆满。孟子言天听即民听,台谏当以民心而监官,而不只是从上而下来监官。我把这叫作百炼官化柔指柔,一根铁棍子,变成一个圆环。”
“台谏的风闻奏事,不能真空穴来说,而应该真地从制度上把心收集上来,以监官。能做到这一点比做个好官更难,做得了好官,才能做好这差事。如果有一天我若为台谏,能把这件事做了,自觉可以胜过在京西路。”
说到这里,杜中宵看看窗外,道:“秋风起了,天气凉了,过些日子我要带兵出征。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,才能做跟几年前一样的事。出征之前,恰巧二位相聚,说的话多了些,见谅。我们份属同年,做官有了些心得,自当分享。听进去就听着,听不进去只当作一阵风,不要嫌我罗嗦就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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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蛮国家可以鄙视,野蛮人可以征服,还有连野蛮人都不算的,可以任意屠杀、贩卖、奴役,这是他们的传统。这样一种文化意识里,奴隶社会是当然,从上而下只能封建也是当然。与这种传统不一样的文明,就是他们眼里的另类,是所谓的野蛮国家。比如那只冰天雪地的大毛熊,沾上了蒙古人带来的大一统的传统,是个怪物。看起来再一样,那也不是跟他们一样的文明人。
以这样的眼光看世界,怎么可能被这个时代的人接受?此时的宋朝,汉人曾经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半壁江山,曾经被打得很狼狈,甚至曾经被统治过,但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,是文明之地。哪怕打不过的契丹、党项,除了一时另类的,上层纷纷主动汉化。杜中宵学的知识,是汉人国家两次被打掉,又被一大群国家轮番上来踩踏,不但是政权,而就连经济、文化都彻底被打服了之后,强行把自己的传统要么扔提,要么改掉,完全以一种新面目来教的。跟这个时代的人谈,当然会被当成怪物。
看王安石和韩绛两人有些迷惑的眼神,杜中宵笑道:“我们读书人,当然要读史,不读史就不知天下。数千年来,无非是三代,商周,和秦汉以降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?为什么这么分?当然就是从朝廷理天下分不分封来看。郡县制是大一统,但是吏有封建,就是完全的大一统。吏有封建有没有害处?两位一样,都是做过许多年官的,自然知道其中害处。你们有手段,能够管住治下吏人,那是你们本事,不能说就没有害处了。所以理政的核心,一切都从封建上来。怎么破除封建,而又能稳住天下。”
“刚才讲过,核心就在两个字,一个权字一个钱字。权现在好说,朝廷有办法。办实业,靠自己的产业赚钱。印钱,靠合理的货币制度赚钱。发债,靠债赚来的钱赚钱。再想一想,办法还有很多,并不只需要依靠钱粮税赋。为什么这样说?对于朝廷来说,开支越是依靠征税,就越是容易被左右。比如前几年变动数次的茶法。每一变,先要顾虑贩茶的商人,他们亏了本钱,以后没人贩茶怎么办?反而开山种茶的人,虽有官员提起,但真变茶法的时候,并不会考虑他们。所以朝廷支出,越是不依靠税赋,施政时就越不被势力人家所左右。这是根本,没有这一根本,很多事情就无法做了。有了这一根本,朝廷就收了天下财权。财权在手,施政就能从心所欲。把地方上的钱粮收到三司,利用税赋调节天下的财源,那只是跟天下的势力人家分财权,而没有真正掌控财权。”
前世常讲的做蛋糕分蛋糕,听起来很有道理,其实完全没道理。政权分什么蛋糕?得自己进去分一块蛋糕才能吃饱了,还能有多少调节的能力?人多了,不管是公司还是企业,还是学校机关,都知道自己办食堂,政权怎么就不知道了?自己有食堂,并不靠外面分一块吃。
“但税赋一定要有,免了不行。为什么?这就是财权。手握天下财权,要让天下人皆知,税赋就是让他们知道财权在哪里。让天下百姓知道,哪些是朝廷照顾的,哪些是朝廷压制的,哪些是放任的。”
韩绛道:“这不就是钱吗?说到底,钱与权还是一回事。”
王安石摇了摇头:“不,这是权,不是钱。税赋是朝廷用手中的权,收天下的钱,不一定是钱,也可以是粮食,是差役,迁移屯边,许许多多。汉武移大户实关中,终究还是权。”
杜中宵道:“不错,这是权,财权只是钱的一部分。有了财权,钱治理起来就不难了。这世间,钱终究是斗不过权的。所以没有权傍身,财主就终究是财主,而成不了权贵。有钱人贵不贵?他们当然也是贵人。终日究吃好的,喝好的,出行有车,居住有院,过得比普通百姓不知好多少。人生在世,俱是父母所生养,父母有的,终空自己的。换过一句说,谁不想娶妻生了,有个后人?有了后人传承香火,还想着自己有的子女也要有,有钱人当然想着子孙后代永远有钱。但只要没有权力傍身,随他们传去。子孙后代争气,无话可说,不争气,钱换不来权,为非作歹也保住富贵。所以破封建,首先要破势力人家的钱可以换来权,地方一定不能有要向势力人家求钱的时候。做到了这一点,其余就无大碍了。”
“朝廷治理地方,有官,有僚,有吏,有差。各有职责,分任其事。官僚朝廷所派,其间升迁任免可以转换。吏和差是地方的,吏分官权,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干的,吏有封建在所难免。他们是靠着自己一身本事做到那个位置,有其所专精,我称其为专业人员。差是跑腿办事的,真正做事的人,其实是这些当差的。吏要想专权,架空官员,必须能控制差役。如若不然,官员那里糊弄不了。所以当差的,应该是由地方轮差。最好不只是那些跑腿做杂事,能够人人认字,连一般抄写文书之类也用差役。轮差之法,其实就是用差监吏。吏要以权谋私,只能是害一些人,从而自己得好处。害了人,总有一天被害的人会来轮差办事,其奸私就难隐藏了。所以吏应雇募,凭本事吃饭,要让人家吃得饱穿得暖。役不能雇,纵然朝廷钱粮宽松,可以发些补助贴补,轮差的原则一定不能变。”
常说官僚主义,是个官府的人,都是官员。其实政权的治理人员有许多分工,官、僚、吏、役各自不同,有自己的权力范围,也有自己的职权,混在一起就说不清了。朝廷的掌控力增强,能管住官僚就非常不容易,任用流官,各有任期,回避制度,能够解决掉大部分问题。回避法严了,很多以权谋私的事情就无从谈起。如这个时代,必须在离家几百里外任官,治下不能有亲戚资产,不能在治下娶妻纳妾,诸如此类。就是要求官员与其所治理的地方,不能有利益纠葛。只要一有利益纠葛,就开了口子,这个口子会越来越大。针眼大的洞,都会进来斗大的风。
权力封建,已经用流官制、任期制和科举制,进行了很大限制。恩荫不是封建,而是对官员的一种赏赐,时机到了之后变现,也未尝不可。把财权收上来,制度上办法就多了。
说到这里,杜中宵笑着道:“我们是官员,想到这里还容易,我觉得挺轻松的。说到底,刚才讲的一些,无非是把天下的权收到朝廷手里,还要掌控天下财权,官员权力大了。权力大了之后怎么样?当然就是监察了吗。御史如谏,地方监司,不就是干这些事情的吗?不过,这样够不够?”
说到这里,杜中宵看了看王安石,喝了一杯酒。历史上王安石变法,台谏官员被反对派占据,最终他把台谏人事权收到宰相手里。这一改变意义极其重大,是后来宋朝大量出现权相的基础。
把杯子放下,杜中宵道:“刚才讲,秦虽二世而亡,而百代皆行秦政治。秦政治是自上而下,如果台谏只是如此,不还是秦政治吗?无非是朝廷以前没有,现在有了一根铁棍子,可以一插到底,有能力有手段管住天下的人。我们读书人除了读史,还要诸子百家无所不读。这就是另一件事,世间事一阴一阳冲抱合一而为道。朝廷用官治民,当然也要用民监官,互为表里才能圆满。孟子言天听即民听,台谏当以民心而监官,而不只是从上而下来监官。我把这叫作百炼官化柔指柔,一根铁棍子,变成一个圆环。”
“台谏的风闻奏事,不能真空穴来说,而应该真地从制度上把心收集上来,以监官。能做到这一点比做个好官更难,做得了好官,才能做好这差事。如果有一天我若为台谏,能把这件事做了,自觉可以胜过在京西路。”
说到这里,杜中宵看看窗外,道:“秋风起了,天气凉了,过些日子我要带兵出征。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,才能做跟几年前一样的事。出征之前,恰巧二位相聚,说的话多了些,见谅。我们份属同年,做官有了些心得,自当分享。听进去就听着,听不进去只当作一阵风,不要嫌我罗嗦就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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